不過按照明朝的規定，像官員任命這樣的大事，都是要由內閣發起，稱為“票擬”，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是在皇帝手上，稱為“批紅”。

不過朱由校這位皇帝卻是一個“木匠皇帝”，非常喜歡玩弄木工。恰巧魏忠賢每次都是趁著朱由校玩的最開心的時候，才拿著這些“票擬”讓朱由校“批紅”，而朱由校也是直接對魏忠賢說“這些事你處理吧，不要煩我了”。

正是憑借這樣的手段，魏忠賢取得了“批紅”權，自然也能大肆發展自己的黨羽。而在拉攏這些官員時，魏忠賢也是不遺餘力，或以重金誘之，或以升官許之。

短短兩年，憑借著大肆拉攏非東林黨人和對東林黨人的殘害，最終朝廷上下一大半都是魏忠賢的人，這些人也被稱為“閹黨”，“眾正盈朝”也變為了“眾獸盈朝”。

魏忠賢在當時走上了權力巔峰，不僅許多外地官員紛紛在當地建立“生祠”，來表達自己對魏忠賢的忠心，許多人也是直呼魏忠賢為“九千歲九百歲”（皇上是萬歲）。

“九千九百歲”魏忠賢

這樣看來，明朝和唐朝在末年都是宦官亂政。但是明朝和唐朝最大的區別是，唐朝的宦官不僅把控了朝廷，並且還掌握了兵權，所以唐朝末年幾代皇帝都是名副其實的“傀儡皇帝”，生死都由太監掌握。

而明朝的中央集權卻進一步集中，換句話說，魏忠賢當時再怎麼把持朝廷，但是影響力也僅限於朝廷，他的權力仍然來自於皇權，他隻是皇權的代言人。

唐朝末年的“甘露之變”，皇帝完全被宦官掌控，涉及該事件的一千多人全部被殺

所以當崇禎皇帝朱由檢登基後，沒有費多大力氣就把整個閹黨連根拔起，自然，作為閹黨頭目的魏忠賢也是不得善終，最後自盡而死。

如果以一個“壞人”的角度來看，魏忠賢確實是做惡到一種極致。他禍害東林黨人，排除異己，大肆受賄，民憤四起。

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如同上麵所說，魏忠賢其實隻是皇權的代言人。為什麼魏忠賢能為所欲為，就是因為當時的東林黨過於強大。

首先說一下東林黨，東林黨起初建立隻是因為明朝末年內憂外患，一些讀書人憂於國事，所以聚在一起，大家相互討論，希望能出一些點子，為國家分憂。

但是到後麵，東林黨人越來越多，竟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聯盟，能左右皇帝意見。並且東林黨奉行“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”，非東林黨人，那就發動東林黨的力量，要麼彈劾，要麼攻訐，將他們趕出朝廷。

對於權力集一身的天啟皇帝來說，這樣的情形自然是他不願意看到的，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“扶持”了魏忠賢，從而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，用魏忠賢來製衡東林黨。

這樣東林黨被製衡，自然會老老實實的辦事，而魏忠賢雖然禍亂朝綱，但是實質上隻是一名太監，想要多久拿下，就可以多久拿下。

雖然這隻是筆者的一種猜想，但是天啟和崇禎兩任皇帝在位時，發生的事情卻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筆者的猜想。

第一個就是後金集團（也就是後來的清朝）對於明朝的攻勢。朱由校在位時，遼東作為抵禦後金集團的門戶，雖然形式一直不樂觀，但是遼東地區卻一直存在。並且在寧遠戰役時，努爾哈赤中彈重傷，隨後不治身亡。

不過朱由檢在位時，皇太極卻兩度偷襲北京城，後麵的鬆錦之戰，明軍更是大敗。這也標誌著遼東地區除寧遠城外，全部陷落。明朝對後金集團由之前的有攻有守，轉為了全麵防禦。

後金騎兵

第二就是明末起義軍的壯大，朱由校在位時，雖然有農民起義爆發，但是都是零星的，小範圍地區的農民起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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